世界上最大的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纵贯南北，是我国重要的一条南北水上干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看一下这京杭大运河。

世界上最大的运河：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大运河南起余杭(今杭州)，北到涿郡(今北京)，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春秋吴国为伐齐国而开凿，隋朝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涿郡，元朝翻修时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2002年，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2014年9月，通州、武清、香河三地水务部门已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京杭大运河通州—香河—武清段有望实现复航，计划于2017年实现初步通航，2020年正式通航。

历史

背景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开凿运河基本都是为了征服他国的军事行动服务的。例如吴王夫差命人开凿邗沟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运送军队北伐齐国，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基本都是为了征服他国的军事行动服务的。

隋王朝在天下统一后即做出了贯通南北运河的决定，其动机已超越了服务军事行动的目的，因为此时天下已统一。隋开运河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中国古代很长时期内，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步。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400多年的混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相比，南方经济获得迅猛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隋统一全国后，格外重视这个地区，但隋定都长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随经济重心的发展变化南移。因此，国家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管理，长安需要与富庶经济区联系，需要南方粮食物资供应北方，不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官僚贵族或是北方边境。同时，长时期的分裂阻断社会南北经济的交流，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到这一时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经济加强联系。

隋开运河不仅仅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世族大发展的时期，他们的力量相当强大。隋统一后，他们仍依恃其强大的势力，企图与中央政权抗衡。这一尖锐矛盾在江南地区一直存在，使隋政权面临严重威胁，隋统治者要实施对南方的有效统治，贯通南北运河势在必行。同时，北部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对隋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军队驻扎边境，这些军队仅靠屯田是不够的，必须依靠江淮和中原粮饷供应。路途遥远，开凿运河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隋以后的历朝历代，至清朝后期，无论是大一统时期政权，还是分裂时期的政权，都注重运河的疏凿与完善，其动机无外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充分利用运河漕运。以运河为基础，建立庞大而复杂的漕运体系，将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输往都城所在地，成了中华大地统治者主要手段之一。运河的修复改道，其缘由亦是现实中运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权的都城位置变化。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

运河是由统治者主导开凿整修而成，统治者们集合庞大的人力、物力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漕运。运河是为了实实在在的漕运目的而生的，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与动力供应系统，维持王朝的生命延续。由于海运的海盗、风浪等问题难以解决，在漕运史上运河水运是主要首选方案。开凿运河是一件名符其实的功在当代、利在万秋的伟举，对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时隔不久就能显现，给王朝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历朝历代有见识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运河的修造。

建设

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而秦始皇在嘉兴境内开凿的一条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后的江南运河走向。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运河及运河文化由此衍生。

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最后一次的兴修完成才称作“京杭大运河”。

运用

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接在一起，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联系在一起。封建王朝当权者以它为基础建立了将各地物资输往都城的历时千年的漕运体系，维持着王朝的生命。

漕运之中围绕运河的水运，相关的漕粮调配、收缴、发送、押运、下卸、进仓储备等方面，在实际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不断因地制宜更新发展，使得漕运体系发展起来，几经变化。每一变化都是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发展而来。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达运输法”为“分段运输法”，即水通则漕运，水浅则储仓，设粮仓于运河沿岸。这样，漕船既不停滞，漕粮也无损耗，极大提高漕运量。唐后期在“分段运输法”的基础上创“转搬法”分段接运，改民运为官运，改散运为标准麻袋盛装，船只编组等等，集装化系统化运输。建立漕运奖励制度，以盐利为漕佣，解决漕运经费问题。这些创新切实促进漕运的发展。宋、元、明、清在漕运方面根据运河的实际状况也不断革新方法，以便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

统治者对运河的使用到明清时期也发生着务实的变化。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市场行为日益增多，南北物资交流的需求大增，漕运一方面带动刺激了运河沿岸商业活动的发展，另一方面，漕运本身越来越商业化。先是漕运中私带货物，由少到多。朝廷见禁不住，转而主动明确允许漕船北上时可以附带一定的货物，漕船南返时允许载客运输。这种漕运政策的变化是政府务实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既存事实，没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补贴漕工的生计，同时，官绅大贾们也有这种需求。漕船所带货物数额日益增长，漕船贸易日趋活跃，运河沿岸兴起了很多商业城镇。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沧州、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丝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也不断由运河南下。大运河虽为漕运所开，但当时代对之有商运需求时，统治者也与时俱进使之成为商运之河、民运之河。

沿岸风俗

运河水不仅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而且孕育、滋润着沿岸的运河儿女、运河城市。运河边的建筑，如会馆、河埠、码头、桥梁、船闸及漕运衙门等都是为在实际生产中使用而建。运河边也有很多民风民俗透露着务实之魂。如江苏淮安的运河渔民的“交船头”“汛前宴”“满载会”等习俗。这些习俗都是祈愿实际生产的收获，直接、真切地体现出劳动人民希望实实在在收获丰收的愿望。运河生产过程中也创造了许多与生产相关的'艺术，如大运河号子。有河工号子，是挑河、抬土、筑堤、下桩、打夯中所唱的。这些号子或粗犷简朴、或苍凉雄劲，一方面可以鼓舞精神，另一方面可以组织指挥集体劳动，如山东的《抬土歌》。运河上的纤夫有闯船号子、拉纤号子、粮米号子等。船工有船工号子，其中分类很多，有启程的出船号、推船号、起锚号、拉蓬号、撑篙号等，行驶的摇橹号、拉纤号、扳稍号、扯帆号等，停船的下锚号、拉绳号等。这些既是在实际的运河生产中形成，又实在地有助于生产。这些都内在地蕴含着务实之魂。

经济意义

元代会通河和通惠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完成，明代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建立了完善的漕运管理制度，600年间，运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交通要道，商运繁盛，运河两岸兴起数十座商业城镇，对古代经济的贡献无法估量。

元代开通海运，但是每年几百万石的漕粮、东南的贡赋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亿万件的消费品都要过长江渡淮河，经会通河北运，海外运来的商品过境之后也是经运河到燕京，会通河得名会通，就是因为“江淮之漕，浮汶泗经达临清，而商旅贸迁，游宦往来往暨闽粤、交广、邛 、川蜀，航海诸番贡 之入莫不由是而达”。

由明而清，每年400万石(1石约今天27市斤，400万石大约有5万4千多吨)的漕粮由运河北上，此外，每年数十万匹苏杭织造丝织品运抵京城，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局，专办御用官用的绸、缎、纱、罗、布匹。湖广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运河北上，到北京修宫殿，建宗庙。

物产交流和经济交流极大丰富起来，明代北方棉花种植很普遍，发达的纺织业在江南，结果自然是棉花南运，布匹北运，太湖流域号称衣被天下，棉布和丝织品几百年来一直是运河上的主要货物。

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这些运河边上的城市，因此成为商品集散地，商业盛衰与运河始终。乾隆年间，苏州胥门、闾门外的运河码头“各省都会客货聚集，无物不有，自古称为天下第一码头”。邵伯镇以棉、夏、葛、标、黄草等布及米、豆、竹、木为主要货物，被称作“御长十里，客货云集，江北第一大镇”。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他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刺桐港(福建泉州)。运河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将陵(德州)运河上南北运输商品极多，最多的是丝、香料。济宁商业手工业很发达，“船只多得令人难以相信”。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农业都极发达，淮安的货运可以通到40多个城市。宝应、高邮、扬州都是商业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很繁华。真州(仪征)是运河通江口岸之一。长江上每年有20万艘船航行，每船载重约50万-150万斤。真州是盐、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瓜州以工商业为主，产丝织品和农产品。苏州是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

明永乐之后，官运之外，运河上商运逐渐增加，运河上开始设关收船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户部从全国所收定额税银400万两，其中近1/3收自运河上往来的商船。

北京的什刹海、后海一带，包括积水潭，正是当年行船漕运的终点，千帆竞泊，热闹繁华。积水潭的码头应该不止一个，环绕积水潭两岸都可停泊，《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元大都的繁华盛景。“比较大的码头、最热闹的景象应集中在离鼓楼最近的银锭桥、烟袋斜街一带，最盛时，积水潭舳舻蔽水，盛况空前。”

当时的文人雅士汇集在积水潭边赏酒作文，食肆、勾栏等迅速发展起来。“元代最著名的大都杂剧主要活跃在积水潭周围，一批著名杂剧家聚集于此。”历史学家们说，当时元大都的社会经济文化几乎全集中在积水潭。

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会合，进海河最后流入渤海，漕运鼎盛时，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来往的漕船每年有2万多艘、官兵12万人次，商船3万艘，运河的开通使一个小小的直沽寨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

明代漕运使运河通州码头盛极一时。明代运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帮，由124处卫所12万多军士负责运输，因路途远近而规定各帮至通日期，有序不乱，大多漕船在通州空仓回航。各帮船于通州只许停留十天，最后一批船帮限定十月一日必须返归。伴随三月一日首帮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开漕移师上将燃放“万头鞭”，数十档花会竞技，沿途商铺施茶献果，贾船掷银捐物，繁闹堪比京城各处庙会。清代沿袭此制，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最后一艘漕船离开通州码头，景象不再。

十九世纪海运兴起，以后随着津浦铁路通车，京杭运河的作用逐渐减小。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淤成平地。水量较大、通航条件较好的江苏省境内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

政治意义

在政治领域，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其他朝代何尝不是如此!

大运河的开掘加强南北交通和交流，巩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粮北运。漕运之便，泽被沿运河两岸，不少城市因之而兴，积淀了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人将大运河誉为“大地史诗”，它与万里长城交相辉映，在中华大地上烙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同为汇聚了中华民族祖先智慧与创造力的伟大结构。

漕运在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和区域社会开发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漕运是专制集权政治的产物，具有这种体制中的诸多劣根性;更为重要的是，漕运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财富的手段之一，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当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后，漕运便在社会的巨变中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