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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报版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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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头发短短的,像极了一把直竖着的刷子,鼻子下方呈隶书“一”字的胡须是他标志性的象征,然而,它却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袍。知道他是谁吗?他便是一生用笔来“战斗”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以下是鲁迅小报版面设计,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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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鲁迅

鲁迅,中国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都昌坊口新台门周宅。

新台门周家是一座聚族而居的大宅院。早在嘉庆、道光年间,周家就购地置屋,设肆营商,显赫一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祖父周福清,清翰林院庶吉士,给鲁迅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学时正式取名周树人。父亲周伯宜,秀才。母亲鲁瑞,户部主事的女儿,天资聪颖,靠自学达到可以看书的程度。鲁瑞共育子女五人,长成三人,鲁迅是长子,其余二人分别是周作人和周建人。鲁瑞性格坚强,开朗达观,对鲁迅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1918年小说《狂人日记》发表时,开始用“鲁迅”这一笔名。“鲁”取母亲鲁瑞的姓。“鲁迅”意为“愚鲁而迅速”,蕴含着“愚鲁之人应当赶快做”的严格自勉。

幼年鲁迅喜欢听继祖母讲故事。在仲夏的夜晚,在桂花明堂的金桂树下纳凉的时侯,依在继祖母身旁,听她讲一个个有趣的民间故事。“猫和老虎”的故事、“水漫金山”的故事给年幼的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听完一个故事后,小鲁迅总要缠着继祖母问许多个“为什么?”。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我幼年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焦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狗﹒猫﹒鼠》)。

当听到白蛇娘娘被压在雷峰塔下时,心中深为白蛇娘娘报不平。那时他就希望雷峰塔快快倒掉,救出被镇压在塔下的白蛇娘娘来。后来在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的最多的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优美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是鲁迅得到的最初的文学滋养……

  保存者、开拓者、建设者

中国新兴版画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起、发展,是与鲁迅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鲁迅并不会刻版画。他对版画的提倡,固缘于长期养成的对黑白线条艺术的浓厚兴趣,但更重要的,他认为版画制作简便,耗费较少,且可一版多印,易于流传,他曾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因而大有提倡的必要。

还在办朝花社的时候,鲁迅就主持出版版画丛刊《艺苑朝华》,介绍外国版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出现了最初的木刻版画团体。

当新兴版画在中国萌芽时,鲁迅就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31年6月,一八艺社准备在上海举办习作展览。鲁迅除捐款资助外,还转托内山完造为之租借场地,并为展览图册写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在文中,他充满热情地称赞他们的作品是“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这年夏天,鲁迅亲自主持举办了中国第一个木刻讲习会。事情缘起于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鲁迅在内山书店见到并得知他正在日本的一所学校担任着木刻入门的课程,又亲眼看了他的表演,当即决定请他为中国的木刻青年讲授版画技术。讲习会于8月17日开始。内山嘉吉回忆说,这天早上,他正在书店准备木刻工具的时候,“书店门口,忽然一阵白光闪动。鲁迅先生穿着一身雪白的长衫走了进来。阳光照在鲁迅身上,他的长衫真像水晶帘子做成的,在发光”,与往日的衣着完全不同,可见鲁迅对这次讲习会是多么的重视了。时值酷夏,整整六天中,鲁迅亲任翻译,每天还从家里提一包自己收集的版画书籍和作品来,供学员们观摩,以开拓视野。讲习会结束那天,鲁迅、内山嘉吉特地与学员们合影留念。

鲁迅深感在中国“提倡木刻无几时,又没有参考品可看,真是令学习者为难”。为此,他专门定制了一批镜框,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先后三次举办展览,将自己细心搜集的外国版画,公开展出。出于同样的目的,鲁迅还陆续编印了《木刻士敏土之图》、《引玉集》《<死魂灵>一百图》、《一个人的受难》、《苏联版画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外国版画作品集,且大都自费印行,虽耗资甚巨,也在所不惜。编选《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时,鲁迅已经病得很重。许广平回忆说:“那已经是大病之后的七月间,在近百度的暑热中,我和先生一同在地席上一页页地排次序,衬夹层,……”内山完造也回忆说:鲁迅“在病床上为出版这个版画集翻译原文,从选择纸张、题字,到序文,都是一个人在忙着。即使重病缠身,先生也毫不在意”。

版画在中国,古已有之。虽然新兴版画是从国外引进的,但鲁迅认为,“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因此,他在介绍欧洲、苏联版画的同时,也致力于中国传统版画艺术的挖掘、整理。1933年,他与郑振铎合作,搜集、编印了中国传统彩色木刻笺纸选集《北平笺谱》,并为之作序。第二年,又着手翻印明末彩色水印诗笺图谱《十竹斋笺谱》。在保存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让新兴木刻运动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他满怀信心地说:“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引玉集>后记》)

在鲁迅的倡导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发展十分迅速。继一八艺社后,现代木刻研究会、春地画会、上海木刻研究会、M·K·木刻研究社、无名木刻社、野风画会等青年木刻团体纷纷建立起来,并大多和鲁迅建立了不同的联系。

鲁迅对木刻青年寄予厚望,木刻青年则真诚地把鲁迅当做自己的师长、朋友。每有新作,纷纷寄给鲁迅。在鲁迅遗留的藏书中,就有不少青年木刻家签名赠给鲁迅的作品集,上面写有“献给鲁迅先生”、“献给敬爱的鲁迅先生”、“树人先生指正”等字样。对于木刻青年寄来的作品,鲁迅不仅妥为珍藏,而且具体指点。张望的木刻《中国之专政者》,初稿中人物脚踩骷髅,面目狰狞。鲁迅指出:画面太暴露了,如发表会带来危险。张望遂作了修改。赖少其将名为《静物》的木刻寄给鲁迅,图中墨水瓶上有鲁迅像,鲁迅在信中指出:如果被检察官认出我的脸,就不能发表了。

1934年5月,他为刘岘、黄新波等的《无名木刻集》作序,说:“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现有这萌芽不可。”的确,在新兴木刻这块园地里,鲁迅就像辛勤的园丁,呕心沥血,热情扶持着革命美术的幼芽。同年8月,他将收集的何白涛、陈烟桥、陈铁耕、罗清桢等人的作品,精选集为《木刻纪程》,自费出版,希望这本书成为中国新兴木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并沿着这个方向一程一程地走下去。

鲁迅为促使中国新兴木刻的健康发展,所耗费的精力、财力是难以估量的。仅1934年,他与木刻青年的通信就达数十封。但他却谦虚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木一石”。他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另碎事,就是为此。”(《致赖少麒》1935年6月29日)

鲁迅晚年,对新兴版画的倡导不遗余力。他著文翻译,尚有稿酬,而引进、出版木刻作品集,办展览,指导青年创作,用他的话说,完全是“赔钱贴功夫”。之所以如此,支持他的是希望中国有大批新的木刻青年起来的热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