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娘人物形象分析

明朝的文学家、剧作家汤显祖是一位反封建礼教、理学束缚，追个性解放的创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最能体现其“主情”创作原则的是剧作《牡丹亭》---“玉茗堂四梦”。这部剧作中女主角杜丽娘是继崔莺莺之后，林黛玉出现之前，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少女形象之一。在她身上集中体现出在礼教严苛的中国封建传统统治下，女性追求真情、真性，反抗压迫的人性光辉。

一、社会思潮革新下的“情”与“理”

杜丽娘所处的社会环境令人窒息:明代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后妃亲自编写提倡贞操节烈的妇女道德教科书,大肆旌表所谓的贞妇烈女,以束缚妇女的身体和精神,为礼教殉身的妇女,数字大得惊人,创造了空前的历史记录。“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空前强化。杜丽娘根本没有机会像元代的崔莺莺一样邂逅一个少年郎。对于爱情,她只能依靠自己的本能觉醒依靠自己灵与肉的不懈追求。所以她的反抗比莺莺主动、彻底、顽强也更艰难。汤显祖在《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 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杜丽娘“情”指生命的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和真实的状态,“理”是指使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理”具有制约性,而“情”具有活跃性,两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杜丽娘的对手不是某个人、某个家庭,而是由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整个正统意识和正统社会势力。从追求情爱的天性被压抑,到只能在梦幻与幽冥中才能实现人性解放,到最终无法摆脱只能流俗。这个有情的人与无情的世界就这样无形而尖锐地对立着,造成丽娘性格的

反叛但却压抑,热情却又矛盾。

杜丽娘“以情抗理”,她追求的“天然之情”,追求人性与人的本能被承认,这在晚明的黑暗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牡丹亭》也就是那个最压抑年代的一场春梦。因此,杜丽娘只能走入虚幻。她以鬼与梦梅相恋结合,充满浪漫,然而这更加显示出现实世界的无奈,只有在梦境与幽冥中,她的爱情才能得以实现。等她回复到人身,她又不得不守起礼法。当丽娘含恨化为鬼魂,她释放了被压抑许久的情绪,苦苦寻觅,奋力争取冥判,热情地“幽媾”,而千辛万苦复活团聚后,书生求婚,她却要“扬州问过了老相公老夫人,请个媒人方好。”这时的杜丽娘还是有着许多的矛盾与懦弱,但是当后来杜宝对他们的婚姻不停阻挠,打破他们乐观的估计后,她的思想有了突破,面对皇帝重复提出她回生时承诺的:“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始可成亲,她侃侃答道:“真乃无媒而嫁?保亲的是母丧,送亲的是女夜叉!”丽娘的坚强抵抗发挥在了至高处,但当“夫荣妻贵”皆大欢喜的道路铺平了,她也便妥协顺从了。当爱的目的达成了,她反倒对她对抗的封建势力感激涕零。这才是更深的一层悲哀。这层悲哀是潜在的,也是作者的刻意之作。

二、被压迫的青春意识的觉醒

（一）礼教禁锢和情欲苏醒

杜丽娘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官的家庭，父亲杜宝是“西蜀名儒，南安太守”，母亲甄氏贤德爱女，家教甚严。她秉风貌、擅丹青、女红刺绣、知书识礼，是典型的大家闺秀。这就注定她从降生就要受到封建社会一系列规矩的约束，不能稍有 越礼出格，否则就要受到责备。“闺塾”一出中说“凡为女子，鸡初鸣，咸盥、漱、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不仅如此，礼教对于源自人内心的情感也不放过，该爱什么，该恨什么，到什么程度都有着严格的界定。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杜丽娘，最显著的性格特征是“嫩脸娇羞，老成尊重”。

一个花季少女，本应天真自然，开朗活泼，封建礼教却将这些生命本真活力一点一点从她身上剥离，再加上沉重的枷锁。可是人之本能，其基本的特征是要满足自身的新陈代谢、繁衍生息以及纯真的情感欲求。因此，不管社会意识的压制多么严重，都不可能摆脱自然之躯和生命的自然规律。于是，一种莫名的的惆怅在她体内潜滋暗长着。她隐约感到“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的愁绪。及至游

园，那暗暗生长的情思清晰起来。可是她生活中没有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只能发出“生在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的叹息。 在当时环境下，即使连衣裙上有对鸟、白日打瞌睡都被当做大忌，更不要说春情动摇了。情欲已然苏醒，却不懂如何宣泄，难谴的情欲在体内堆积，等待着一次爆发，一次冲击。“惊梦”一出满足了她本性的需求，其实却将她陷入更深的惆怅。“径曲梦回人杳，闺深珮冷魂消。似雾濛花，如云漏月，一点幽情动早”。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梦醒了，人还未醒。相思磨人，有情难诉。而这情欲在当时却是有违礼教传统的。可是人的需要一旦构成，就不容忽视，它必然会反抗规范的约束，以求满足。杜丽娘处在道德责难、压抑束缚与生命本能苏醒的夹缝中，只有煎熬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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