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往年对春晚广告收入的预测，央视放弃了一笔几亿元的收入。这台晚会以往夹在市场和计划之间，既收获利益，也收获骂声。今年春晚在它的计划与市场身份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它放弃了30年积累下来的垄断力在经济上的收益，看起来是要回到为人民过大年喜兴娱乐服务的纯粹路子上。但它能因此获得掌声吗?
春晚30年，达成了两种属性：它挟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新民俗，又是国家政治文化生态的艺术表达。春晚的每一面，都映射着国家的某一部分。当说到经济时，它成了国企，人们会因此质疑它依靠垄断获利。当说到为人民娱乐服务时，它成了行政单位，人们又会质疑它形式僵化，居高临下，规则众多又漏洞重重。其实，当我们在抱怨语言节目越来越不可乐时，背后的症结可以引申到我们的教育体制——戏剧教育与时代需求的脱节。当我们抱怨这台晚会的审查和僵化时，我们也参与了审查——各种口味的广大观众对节目的想象和演绎，同样也在干扰春晚的创作和呈现。今年春晚的小品统筹王宝社曾经参加多届春晚的创作。他说，曾经有一个只有几句取笑“兽医”的小品，审查时，闫肃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第二天，马上就有民间的声音批评它在丑化兽医，结果，节目临时取消。
央视的老文艺部主任邹友开说，春晚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价值观的分-裂，现在再没有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有共同的民族事件来凝聚人心了。每个家庭，每个个体的私人生活汇成着社会主流。我们以个人的微小情感来衡量，对抗这台晚会的宏大正确，这种以小搏大的对立，因为互联网对个人话语权的解放，而成为一场极易感染，却又诉求各异的骂战。春晚的功勋演员赵本山是这种民间混乱情绪的代表。他连续多年蝉联“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第一名，也是民寻最不希望看见的春晚面孔”第一名。
不仅是观众，艺人也是个体化对春晚的挑战之一。为了拍摄春晚30年的纪录片，央视导演李侠采访了几乎所有历届导演，“和演员之间的矛盾从2000年就开始了”。这实质上是春晚和市场的矛盾和战争：国内的娱乐市场，虽然还不能孕育出世界级的巨星和与好莱坞媲美的视觉美学，但是依赖于热钱泛滥，它足以产生可以与传统权力抗衡的利益回报。当商业娱乐文化成为社会生活中更有压迫性的力量时，春晚对艺人的吸引力和权威都在减弱。市场已经完成对艺人的价值细分，但在春晚，他们同工同酬，拿着近乎公益演出的报酬。体制内外的两个舞台，不共用一套审美标准，不共用一套利益回报体系，不共用一种作品制造流程。这些差异拉扯着演员与春晚的距离。春晚与艺人的关系，不再依赖于垄断舞台而形成的强制权力，也无法量化为金钱关系，而成为导演组与艺人之间复杂又微妙的智力博弈。
这是这台国家综艺晚会面临的处境——它需要重新搭建起国家和个体之间的通道。这个通道不仅要联系国家意志与个体情感，还要建立计划和市场的过渡方式，重新分配这台晚会中国家和个体之间的权重。
通道重建的难度已经在以往体现出来了。创新一直是历届春晚导演标书中的关键词。今年的总撰稿于蕾研究了前几届的.串词，几乎能倒背如流。她提到其中一届春晚，“当时我还在上大学，几乎完全没有印象了”，但现在研究串词时才发现，撰稿人在节目连接上非常花心思。“你怎么能够否认电视人30年来的创新精神，真的是一直在创新。”于蕾说。但这台晚会背后强大但僵化的体量，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层层关卡，可以很轻易地淹没所有个体的思维，让创新和变化，成为一些空中楼阁一样的概念，总是高悬在导演组的脑中，却难以传递到观众。
春晚还可以变化吗?春晚还有能力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吗?
今年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哈文和她的团队。和往届写标书方式竞标总导演不同，2015年的哈文是被直接指派到这个职位的。她带领的是一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总撰稿于蕾是1979年生人——这个任命本身就是对春晚安全性的挑战。他们从财经频道转到文艺频道才不过两年，他们以往做的多是制作草根节目，缺乏和明星打交道的经验，也缺乏对上层审查节目标准的掌握和揣摩。所有对春晚的无知和缺乏经验，反而成为一种特质：他们没有套路，没有人情，也没有预判。央视文艺频道主任张晓海说，这是换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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