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名翟，出生于春秋末战国初，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军事家。墨子的身份可能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他早年学习儒术，因不满周礼的繁文缛节，自创学派。
墨子师徒组成了宗教性与政治性的社团，集体奔走于齐、鲁、宋、楚、卫、魏诸国之间。孟子也不得不肯定“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自称“贱人”，他一生“以自苦为极”，效大禹精神。墨者集团推选出他们的首领，称为“巨子”，成员多能吃苦耐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墨家与其他学派不同，基本上是由社会下层手工工匠、刑徒、贱役等人组成。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是具有一定宗教色彩的学术团体，其成员皆布衣草鞋，生活勤俭。墨子弟子到各国去做官，也必须遵守墨家的纪律，推行墨家的主张，还要向这个团体交纳一定的俸禄。墨者都能仗义执言，见义勇为，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吕氏春秋》记载：“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可见在战国时代，墨子、墨家学派及其思想、行为对全社会有极大的影响力，足以与孔子、儒家学派相比肩。墨儒的区别在于，墨子之学出于夏礼，孔子之学出于周礼。他们同样都尊尧舜，同样都有很高的道德追求，墨子于《诗》《书》之教，也颇有修养，他反对的只是形式化的礼乐。
墨家活动时期约近二百年，墨子之后的传衍世系不详。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墨子之后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谓之“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庄子·天下》讲到墨家诸派，其中有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以及各派“相谓别墨”的状况。“别墨”是墨家学派内部分化以后，各守所见，都以自己为墨学正宗，相互呼为“别墨”。
墨家有“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侠义精神，多勇武之士。墨家善于运用概念、判断、类比推理等逻辑方法和辩论术说服或批驳论敌。墨学兼涵有“辩”“侠”两义，其后继承者中多有辩士与侠士。今人有墨学三派(游侠派、论辩派、游仕派)之说。
《墨子》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宋后实存五十三篇，即今本，存《道藏》中。经清代学者整理和近现代学者研究，这五十三篇文章约可分为五组。第一组是卷1的《亲士》《修身》等七篇，系墨家数传弟子利用墨子某一言论论述自己的主张。第二组即卷2至卷9的《尚贤》(上、中、下)等二十四篇。这一组文章实是墨子门人或再传、三传弟子教育学生或驳斥其他非难墨家学说而成文的，记载了墨子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想。第三组即卷10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和卷11的《大取》《小取》，共六篇。有人称此六篇为“墨辩”，也有人认为这六篇应分为两类：一类是墨经，即《经》与《经说》，是墨子所著所讲，系《墨子》全书的综纲和大本;另一类是墨辩，即《大取》《小取》，是墨家辩者之言。第四组包括卷11至卷13《耕柱》等五篇，为墨子言论、行迹的记录，系墨子门人或再传弟子所写。第五组包括卷14《备城门》等共十一篇，记载墨子城市守备的方法，包含有兵家之言，有人认为这是在秦之墨者所作。1956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出土了《墨子》佚篇，可供参考。
墨子思想十分丰富，主旨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其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兼爱、非攻、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张而言，乃以兼爱为本。墨子十事，表面上看十分矛盾，但这些治国方略是为救治列国社会病态而准备的，要因时因地制宜。墨子教导弟子，到列国去，若该国昏乱，则提倡尚贤、尚同;该国贫穷，则告诫节用、节葬;该国享乐腐化，则宣传非乐、非命;该国淫僻无礼，则强调尊天、事鬼;该国掠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这叫“择务而从事”。可见，此十事并非平列的，亦非同时使用的。
墨子主张兼爱互助。他看到当时国与国互相攻伐，家与家互相抢夺，人与人互相残害，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智诈愚等一系列罪恶的社会现象，认为这些都是“天下之大害”，决心加以救治。他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都是由于“不相爱”引起的。人人都知道自爱其身、家、国，而不爱他人之身、家、国。“相爱”指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所以又叫“兼相爱”，即不分人我、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恶。他以爱人若己、为人犹为己的“兼爱”思想解释仁德，把“兼相爱”看成是“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观念。
墨子反对战争，反对亏人以自利，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一切灾害都产生于“别”。所谓“别”，即偏爱、自私。各自从偏爱出发，亏人以遂其私，所以产生了“交相恶”。拯救的办法是“以兼易别”。所谓“兼”，即每个人都毫无分别地爱一切人。“兼”字在金文中像手持二禾，《说文解字》释“兼”为“并”，即隐喻平等之意。“兼爱”不同于孔子的“仁爱”。儒家“仁爱”是有差等的爱，如对父母的爱与对兄长的爱不同，对自己父母的爱与对别人父母的爱不同。儒家主张从亲情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强调个人生命体验的过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最后达到“泛爱众”“博爱之谓仁”“民胞物与”的境界。墨子的“兼爱”则是“爱无差等”，也就是说，他要求人们对别人的爱与对自己父母、亲人的爱没有差别，一视同仁。“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这是墨子的治国之道和理想社会。
墨子以兼为善，以兼为仁义，其“兼爱”的背景是“互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他实际上主张“己所欲，施于人”，但从互利互惠的角度讲，则融合义利，易被小生产者所接受。他劝诫“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盼望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的公平合理社会。这其中含有对王公大人骄奢淫佚的.不满，控诉了争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表达了劳动者要求自食其力、过安定生活的愿望。当然，“兼爱”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始平等思想的痕迹。
“兼爱”是针对攻伐而来的。因此，墨子又主张“非攻”。他首先指出攻战的“不义”，然后指出攻战之“不利”。墨子揭露无义的攻伐“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谴责武力兼并的战争是“不义”的，其根据是对人民、百姓“不利”。
在“兼爱”的原则下，墨子提出了“尚贤”的主张。墨子的“尚贤”要求冲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袭制度，主张政权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他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在“尚贤”的前题下，墨子又设计了“尚同”的社会蓝图。他主张“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以下，从三公、诸侯到乡长、里长，也都选拔贤者担任。选出各级政长是为了克服天下之乱，克服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自以为是，以人为非的“交相非”状态。人们要以上级政长的是非为是非，自下而上地逐层统一，做到“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他提出“上同而不下比”的原则，反映了小生产者对社会统一安定的希望，但这种“尚同”，反对多元多样，必然导致“伐异”。这与史墨、晏子、孔子的“和而不同”是不一样的。
前面述及“非攻”“尚同”时，都涉及到墨子“利天”“同天”之说。墨子肯定意志之天的存在，认为天是自然、社会和人民的主宰，能赏善罚恶。墨子亦肯定鬼神的存在，认为鬼神能在冥冥之中监视人们的行为，能赏贤罚暴。墨子“尊天事鬼”，把宗教政治化与道德化了。他论证鬼神实有，认为鬼神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威慑警戒的功能。他的“天志”“明鬼”之说，是借用超越的、神秘的力量来治理现实社会的病态，以“兴利除弊”，并塑造一个合理化、理想化的社会。
墨子相信早期传统宗教观里的意志之天说，但又主张“尚力”“非命”。他认为，命定论是帮助暴君来欺骗百姓的，使百姓安于接受现实，无所作为;决定社会治乱和人们命运的，不是“命”，而是“力”。从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到农夫农妇的稼穑织纴，都靠各尽其力。人必“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在这里，他又肯定了人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墨子主张“薄葬”。他认为，厚葬久丧并不能富贫众寡，定危治乱，是辍民之事，靡民之财，足以使国家由富变贫，人民由众变寡，行政由治变乱。同时，他又重视祭祀上帝鬼神。祭祀当然也要浪费财力、物力、人力，但墨子为什么不反对祭祀呢?这与他的“天志”“明鬼”学说有关。他必须保留上帝和鬼神作为超越的力量，控制人事。另一方面，从《墨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厚葬的奢靡之风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相形之下，祭祀的浪费要小得多。按墨子的设想和当时的习俗，祭品一般都给家人、亲族、乡里的人共享，而祭祀对安定社会人心起的作用较大。由此可见，墨子考虑问题，是从国家人民的实利出发的，因此墨子也强调“节用”。
墨子提出了“三表法”，即检验认识的三条标准：“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这就是要以关于古代圣王的历史记载、老百姓的亲身经验和实际运用是否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来判断认识的正确与否。在这里，他比较重视感觉经验、闻见之知，更肯定古代文献的记载，尤其强调社会效果是衡量诸种学说是非曲直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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