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个人形象分析

别林斯基公正地称(哈姆莱特》是戏剧诗人之王灿烂王冠上面的“一颗最光辉的金刚钻”。的确，《哈姆莱特》体现了作者高度的创作才察和囊括一切的聪慧，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地位最高的一部，他以十二世纪丹麦历史故事为基本轮廓,以点石成金的手法加以发展和充实,创造出许多有血有肉、声情并茂、栩栩如生、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和现实主义舞台奇迹。情节曲折跌宕、思想深邃细密、激 情感人肺腑。而主人公哈姆莱特身上则凝聚了时代特征及悲剧性内涵，是莎士比亚典型塑造的最高成就。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是伊丽莎白时代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高尚青年的典型,他勇敢、慷慨、有学识、能言善谑、举止风稚、兴趣高尚、爱好音乐和戏剧、对人类前途充满信心，是深受人民爱戴的能文能武的青年。在面临危险挑战的情况下,他的头脑敏捷睿智、思想活跃复杂。作品里奥菲利亚眼中的他，具有“朝廷人士的眼睛、学者的辨舌、军人的利剑”是“国家的期望和花朵、风流时尚的镜子、文雅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三幕一场)。总之，哈姆莱特是天才的艺术家深刻而周到的手笔所雕塑的一个真正的人。然而作为典型塑造的最高成就的哈姆莱特,他的性格又是多重的、复杂的，他究竟坚强还是软弱；是勇敢无畏、热情奔放的,还是延宕、优郁的；不能简单的一言以蔽之。

关于哈姆莱特的性格，莎士比亚是把他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具体的情节环境中来加以刻画的。戏剧一开场，他便被置人尖锐的冲突之中。留学普鲁士威登堡的丹麦王子大学生哈姆莱特突然接到父王暴死、叔叔匆忙继位并娶了他的新寡母亲(送葬时的鞋子还没有破旧)的消息，开始动摇了他对人性善良的信心。(“脆弱呵,你的名子叫女人!”)因此，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就是心情沉重而优郁的。正在这时，父亲的鬼魂告诉了他叔父杀兄、篡位、夺嫂等逆不道的真-相并伤他复仇的任务。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替父报仇只是一种个人行动；但在王室之中，新王的拭兄娶嫂和王子的为父复仇，便都蒙上了社会政治色彩。父仇必报、邪-恶必除，“时代”必须“重新整好”，这便是哈姆莱特所面临的重大任务。任务要求行动，对于兼具学者和军人特点的哈姆莱特来说，他一方面毅然担负起这样的任务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另一方面却必须弄清楚一系列问题:鬼魂所言是否是真，行动是否合乎正义等。同时，面对着这样一个败坏伦常、嗜杀贪淫、万恶不赦的强大的奸恶对手，他也感到复仇任务的艰巨。于是他在郁闷优伤的同时，为了获得克劳迪斯罪行的全然人间现实的证据，趁势装疯，借此抒发内心的愤做，也好骗过对他心存戒备的对方的耳目。通过“戏中戏”，新王的惊惶不安暴露了心虚，证实了奸王的罪行，但哈姆莱特为了寻找适当的时机，却误杀了波洛涅斯替自己招致被放逐的命运，奸王设计将哈姆莱特送往英国，企图借刀杀人，结果导致哈姆莱特推迟了复仇的任务。在哈姆莱特的心目中，他的父亲不但是“父亲”和“丹麦的统治者”,而且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堂堂男子,体现了人所有的一切美德。父亲的被害,意味着人的被毁灭。他被父亲遭受逆伦惨恶的杀身之祸的消息震惊了,他感到世界如同“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芬草”、“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他一再控诉“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而他则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正如我们看到的，“哈姆莱特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为个人的—为死去的父亲报仇；另一个是为大众的—重整乾坤。个人的目的容易实现，但第二个目标却很难实现。”①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哈姆莱特在复仇的过程中，时常感到压抑，经常处于痛苦和犹豫不决的状态之中。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哈姆莱特的性格象以往传统的评价所言从根本上仅仅是软弱的、延宕的，他之所以迟疑，除了客观上对手势力的强大外,更因为他思想深邃,看到了在个人的责任后面有着另一种社会的责任,而他却

不知道完成这一重大责任的途径，吏确切地说是他在积极寻找而暂无出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看到了自身的软弱，产生了深深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和优郁恰恰又是哈姆莱特追求真理、不满现实，头脑清醒和觉醒的表现。“哈姆莱特的悲剧感受，源于一个诚实人对邪-恶和人生灾祸的憎恨之情,这是替全人类的苦难所发出的惨叫，这是心灵的呼喊，他的心灵不能容忍生活变成地狱,人们道德沦丧。”②尽管为了复仇，哈姆莱特舍弃爱情，几经磨难(被遗英国奸王设计想用毒剑和鸿酒置他于死地等等)，理想幻灭使他精神极度的苦楚和愤愈，但他终于在临死之前实现了复仇的愿望。如果对于个人不幸的“痛切敏感”和“全然不敏”同样产生悲枪的话，那么莎士比亚正是用奥菲利娅“全然不敏”的真疯与哈姆莱特“痛切敏感”的佯狂，来生动展现主人公不向邪-恶屈服、积极行动的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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